2021年12月16日上午，第三届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上海场在上海静安区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慈善创新 法治护航”。

本场论坛讨论了公益组织面临的政策环境和行业发展方向：国家宏观政策对公益组织参与慈善金融创新有什么支持？慈善组织资产管理有哪些新趋势？在碳中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法治愈加完善与主流化的背景下，公益组织和企业是否可以携手合作？公益组织如何更好参与到教育公平议题并推动政策倡导？第三届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上海场中，复恩法律联合真爱梦想、商业生态工作室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围绕慈善金融、环境法治、教育公平与法治三大议题，邀请公益行业资深专家，剖析当下公益组织的合规要点和行业发展趋势。

教育公平与法治分论坛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主持。黄院长指出：在2021年，共同富裕议题获得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步入元年，这样的政策环境给教育公益组织提供了机遇。但不断反复的疫情，又给教育公益组织提出了别样的挑战。在这样的时点下，教育公益组织该如何发挥其优势？

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陆逊首先介绍了春禾在当下的一些项目战略。春禾致力于学校教育软环境的改善，通过帮助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课程，撬动教师们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的转变，从而唤醒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力和学习力，帮助孩子们发现开放、独立、自信的自己。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骆筱红介绍了致朴基金会的主战略：用大美育支持乡村儿童生命成长。致朴的一个案例就是，和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的乡村教师，从共创综合美育课程开始，继而在该县建立了四个儿童美育社区课堂，以此推进乡村儿童多元成长环境的建设。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朱秋霞提出：教育公益组织需要借助教育主流行业现有成熟的技术团队和专业力量，通过调研、测评等方式了解用户真实的需求，提升客户洞察的专业度。其次，教育公益组织更应关注新技术的探索。朱秋霞分享了真爱梦想在AI技术方面的尝试。真爱梦想通过分析上海浦东与江西遂川的小学生科技征文结果，用AI技术量化了不同地区孩子的认知差距，帮助项目组厘清项目干预因果链。第三，在现在“县域”为教育公益组织合作基础上，积极探索教育公益项目开展的“地域升维”。以真爱梦想为例，已经与江西省、海南省开展“全省域”合作，以开放心态积极探索从县域教育到省域教育的有效路径。

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史联群。她指出，很多教育公益组织过于关注公益，而忽视了教育本身高度的专业性。史秘书长认为，“双减”政策所提出的回归教育本身、重视全人教育等方向是正确的。教育公益组织需要关注和研究教育政策，在政策主导下发挥我们的补充优势。“双减”政策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唯分数论，有利于教育公益组织推广自身的项目经验，并与当地教育部门共创有地方特色的教育项目。

教育是公益事业，也是公共责任。

联合国大会将1月24日定为国际教育日，以纪念教育为推动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如果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以及终身学习的机会，各国就无法打破不公正的贫困循环。

在今年的国际教育日，益两邀请到中国首位视障律师金希，他向我们分享了视障者的教育经历。与大部分视障人士不同，金希一直是在普通学校上学，和「明眼人」们一起读书考试。他用他的故事，向我们介绍了全纳教育的体验。

金希身上的称号很多：「中国首位视障律师」、「中国首位视障硕士」、未来的「中国首位视障博士」。他从小学一路读到博士，在这个漫长的学习生涯中，他始终在普通学校就读，与「明眼人」们同台竞技。

金希的视力障碍经历了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他刚一出生就视力较弱，但尚且能看清文字。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把金希送到了「普校」。「普校」是视障群体常用的说法，指的是「明眼人」们就读的普通学校。回忆起父母当时的选择，金希觉得那是父母不希望他脱离社会「主流」。这也是全纳教育的一项优势：提高残障儿童未来融入社会的可能性，提高就业机会，减少贫富差距。

在小学，金希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文字，写作业需要紧贴在课桌上。也勉强能跟着大伙儿一起上体育课，参加文艺活动。随着年岁的增长，金希的视力也逐渐减弱。到初中的时候，他已经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书本上的文字，阅读速度也不得不慢了下来。

看不清文字给他带来了麻烦：班里有一位新来的老师，发现他在课堂上摆弄放大镜，以为他在玩玩具，立刻没收了放大镜。金希只好这样挨到下课。他后来向老师解释了情况，老师也返还了放大镜。自此以后，这位老师上课时都会走到他旁边，为他念出书本上的文字，帮助他阅读。

金希提到，在他的人生中，像这样的老师还有许多位。是这些贵人的帮助，才让他能顺利完成普校的学业。对这些贵人，「感念」是金希最常提起的词语。在一个典型的渗透全纳教育理念的教育环境中，老师和同学往往会积极接纳残障学生，并提供系统性或志愿性的帮助。

但他后来也意识到，残障群体不仅需要一个个「好人」的帮助，更需要完善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障残障人的权利。

在老师的帮助下，金希逐渐习惯了在普校学习的生活：中考时，金希已看不清答题卡的框线，没法对准填涂，监考老师注意到，主动帮他涂卡。准备高考和司法考试时，金希向主办方提出人工念题的申请，并在协助下成功通过了考试。

全纳教育让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与其他儿童交往，以增强他们的社交能力。提到与同学们的关系，金希第一时间想起的是同学们的帮助：主动帮金希记笔记，带他去需要去的地方，上大学后，班级里更是组织了志愿小组，同学们轮流帮金希念课本辅助学习。

当然，嘲笑和误解也是难免的。中学时代，曾有同学拿走他的东西，或猛拍他一下再快速跑开。金希的视力让他无法识别肇事者，也让少年的恶意更加肆无忌惮。由于金希一直学业优异，不少同学也动了歪心思，主动提出帮金希读题，这样在金希写答案的时候，自己也能抄上一份。现在想起来是趣事一件，但小时候还是倍感委屈。

其实，在帮助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之外，全纳教育也让其他孩子有了了解「弱势群体」的机会。其他孩子与残障孩子的交往，不仅可以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也能够提高残障学生未来融入社会的可能性。在金希看来，相比其他人，他的同班同学对残障人群更熟悉，不至于有惊慌感和陌生感，能够更加轻松平等地与残障者交流。这是他乐于看到的。

 

旁观者多易把就读普校的全纳教育视作「好」，将特殊学校当作「差」。金希不认同这种说法。回顾自己的全纳教育经历，他觉得视障学生在普校里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

「如果你观察在普校的视障学生，你会发现他们成绩往往都比较好。一方面是我们没法打游戏、看闲书，不用面对这些诱惑；另一方面，视障学生擅长的事情并不多，我们能通过学习获得很多激励和赞赏，自然乐于刻苦学习。」

他也提到，全纳教育不是把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丢到学校里，视障学生虽然在普校就读，但也应当获得系统性支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身边只有我一个残障人士。我很希望能有一套健全的支持体系，巡回老师这类专业人士能指导视障学生，让我们在融入普通学校教育的同时，也能学习使用手杖、学念盲文和定向行走等技能，与更广大的残障群体建立链接。」

「就读普通学校还是特殊学校，选择权应该给到学生自己，两条管道都要保持开放。」

全纳教育不应只停留在文化课堂的全纳上，还要让残障学生参与到校园生活中，让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同学们相互对话、深入接触。这不仅利于残障学生融入社会，也利于普通学生体验生命的多样性，获得独特的成长体验。这才是金希眼里全纳教育的真谛。

除了金希这样的视障学生之外，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都应当受益于全纳教育，这包括残障儿童、留守儿童、病弱儿童、天才儿童、性少数儿童等。遗憾的是， 这类儿童的个体差异往往很大，学校的支持资源很难满足：身体障碍儿童需要学校修建无障碍设施，精神障碍儿童则需要更多的照顾和看管。

关注全纳教育的业内人士也指出，目前对普通学校接受残障儿童的标准不够清晰，面对升学压力和捉襟见肘的资源，在招收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上，普通学校并不积极。

提到选择法学专业的缘由，金希这样解释道「就像医生可以医治病人的疾病一样，法律可以医治社会的疾病。学法律的时间越长，我感受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越多，也越希望帮助更多的人。」他也期待国家的法律制度能更加完善，让有显著个体差异的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本文系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王劼在第三届公益行业合规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现在国外慈善金融比较流行的趋势是影响力投资和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投资人将这种投资理念融入到日常投融资活动中，并通过规范和可量化的手段进行。这契合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

而在新时代下，中国社会各方力量具体怎么去践行，则是一个新课题。在当下中国，慈善金融还在不断的探索中，正在逐渐覆盖到金融投资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是传统金融与公益慈善的一个很好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投资人，投资首先是作为经济行为，要确保投资收益、确保经济效益；在此前提之下，投资人还可以更进一步，将股权投资与公益慈善相融合。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以女性护理护工职业教育的传统项目及互联网妈妈讲故事的创新项目为例，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产生经济效益之余产生社会效益，尝试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同时也是践行传统公益价值的体现。在挣钱的同时努力地为社会回馈价值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我和我的同行们目前在投资领域正在努力实践的一件事情。

此外，我们也在关注中国社会各界在慈善金融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单是市场化金融投资机构正在思考对社会公益事业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各级政府也希望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在内的各项投资投入能实现社会效益，达到带动当地社会民生发展建设的效果，这天然就是一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举措，而国有金融企业也应当承担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比如，去年底，国泰君安创设了“上善”慈善信托，就是全国首单希望小学营养午餐慈善信托。总而言之，社会各方力量都在摸索实践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朝着同一个公益目标努力实践。

此外，慈善金融的发展还是要落脚在规制问题，需要一个包容性足够强的法律。实践中的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这包括国内和域外、投资人内部的自我教育等。但是，如何适当引导专业分工，让投资人的资金既能体现其意志、保障其权利，同时还能够受到规范和制约，实际上这其中最重要的点落在了法律上。在一个包容性足够强的善法架构下，我们才能够去创新，去搭建法律结构与交易结构，激发出慈善金融的最大活力。帮扶青年科研机构及青年个人研究员计划就是一个例子：基础科学的部分未必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但是却是能够为未来产生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底层的基础研究、实现前沿的科技领域的突破。投资人的捐赠使得后续有进一步明确的科研成果以供投资和收获，这实质上就是公益基金与传统金融股权投资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和互动，也是在现有的商业逻辑与法律框架下找到最适合的路径。

“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年轻人作为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探索公益慈善的中国道路。”

12月5日，第六期公益律芽第三次课程邀请到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朱健刚教授，讲授了主题为“现代公益慈善在中国”的精彩课程。

朱健刚老师介绍了近期在南都基金会的支持下，对中国公益慈善40年的历程做的多地点追踪研究。他表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公益事业是在晚清到民国期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一起发展起来的。但公益慈善的侠义精神可以再往前推，一直推到明末的东林书院、唐朝的悲田院甚至战国的墨子。

 

脱嵌、反嵌和再嵌入

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中，朱健刚老师呈现了一个严谨深入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讲述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与中国国家治理体制在历史上的脱嵌、反嵌和再嵌入的变化历程。纵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的建设国家、建设市场，到后来逐渐掀起了建设社会的热潮，尤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约330万志愿者投入了灾后重建，成为21世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重大灾害面前，在国民自我组织和自我救助的过程中，国民意识逐渐兴起，公共精神不断觉醒。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更进一步激活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动力。最后，朱老师总结道：“慈善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政策和治理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

朱健刚老师将扶贫基金会何道峰的“野草公益论”推荐给律芽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年轻人作为社会的力量自我组织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探索公益慈善的中国道路。

讨论：如何理解公益和慈善概念？

在分组讨论的环节中，律芽们结合自己的公益经历，对于如何理解公益慈善畅所欲言。

第一组同学分享了自己在公益慈善实践中由浅入深的思考：从一开始希望单纯地利用个人的能力帮助人，到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力量组织化，和商业、和法律嫁接，形成一种公益模式，并通过宣传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真正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二组同学围绕着公益和慈善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展开了讨论，对于哪个概念更新、涵盖范围更广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第三组同学则讨论了公益和慈善的主体、对象以及侧重点上存在的异同。

第四组同学则认为公益更侧重于解决社会问题，而慈善更倾向于做好事，还讨论了公益慈善所涉及到的如社区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多种议题。

第五组同学则主要分享了自己丰富的公益经历，认为在做公益慈善过程中应该尤其关注受助者的心理，保护受助者的尊严。

在这两小时的课程中，经过朱健刚教授对中国公益慈善40年历程的精彩讲述，经过灵感不断的Q&A答疑环节，经过同学们组内的热情分享和积极讨论，大家都收获颇丰，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复恩法律”），2012年9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登记成立。复恩法律以“促进社会组织依法合规运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及非营利事业发展”为使命，是国内第一家社会力量发起的非营利组织法研究社会智库，也是一家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法律能力建设的支持型平台。

自成立以来，复恩法律组织编写了与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有关法律专著8件、参编专著7件、发表研究报告与论文30多篇，承接民政部、上海、深圳、成都等地政府研究课题18项，其中《上海市志愿服务修订研究》获得“2018年度上海市民政科研成果转化奖一等奖”，《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研究》获得“2017年度上海市民政科研成果转化奖二等奖”。

为了给社会组织提供法律实务工作方面的指导，复恩法律共编写与出版两套丛书——《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实务丛书》与《中国公益法研究丛书》，其中包括：2016年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社会组织法律手册——《中国社会组织法律实务指南》；2018年承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编写的国内第一本中英文双语版的《中国慈善法手册》；2019年国内第一本与自闭症有关的法律书——《自闭症法律人士手册》等。

复恩每年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论坛、研讨会、分享会、系列课程超过50场，开发的各类社会组织法律培训课程共72门。复恩法律还在北京、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与当地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法律培训课程，影响力已辐射全国。

工作做法与特色

聚焦法律研究

1.开展非营利法研究，依托深耕非营利法多年的专业法律人士和研究员，复恩法律近两年来接连获得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评估研究课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直属事业单位上海立法研究所《上海慈善地方立法研究》课题，上海市政府决策课题《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和直接登记中的风险点研究》，以及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综合监管研究》课题等，复恩法律运用专业技能为政府和立法者提供智力支持。2021年，为支持全国人大对《慈善法》修订工作，复恩法律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合作发起，并在京沪两地举办慈善法修订研讨系列沙龙，定期聚焦若干主题，邀请相关学者专家、政府官员和慈善组织从业者进行深入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慈善法》修订专家建议稿，为进一步推动慈善法治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2.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和地方立法，复恩法律与中国慈善联合会合作，制定团体标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指南》。其内容涵盖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原则、内容和管理等，适用于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复恩法律旨在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推动慈善组织在工作中依法依规地披露信息，提升行业公信力。复恩法律也积极参与地方慈善立法，承接上海市立法研究所《上海市慈善地方立法研究》和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课题，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合作，积极探索不同地区的地方慈善事业特色，为各地的慈善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行业推动

1.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复恩法律每年举办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引导行业伙伴提升能力。往届发展论坛的年度议题分别关注慈善信托、慈善组织行业自律、疫情下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行动与政策等。2021年复恩法律聚焦第三次分配、环保和教育领域法律等热点问题，带领行业伙伴共谋未来发展。历届论坛也得到增爱公益基金会、凤凰网公益等多家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复恩法律多次参加中国慈展会、上海公益伙伴日、基金会发展论坛等大型行业活动，参与、组织关于社会组织法律合规发展领域的研讨会等，积极参加不同公益领域的法律赋能活动，为行业协会商会、慈善组织在开展慈善劝募、举办达标评比等活动中应当注意的法律问题等各类课程。

2.赋能社会组织，新冠疫情爆发后，复恩法律转变业务开展方式，从单一的线下培训转变为与线上相结合的多元方式，与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网校共同开发和实施多个赋能系列课程，包括共3季的“民法典时代的社会组织”系列课程，社会组织疫情热点法律问题等。增设线上课程后，有效拓展和提升了复恩法律赋能社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3.公益法律人才培养，复恩法律于2018年推出“公益律芽发掘计划”，旨在通过宣传、推广，选拔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加入训练营，启发和引领其加入公益法律行业。该计划带领学员参访知名公益机构，了解公益项目的执行全过程，邀请公益行业的学者、专家分享公益价值观和实践经历，并提供小额资助，鼓励律芽学员进行公益实践和公益法律研究。截止2021年11月，“公益律芽发掘计划”已成功举办五期，培育90名律芽，第六期将于2021年冬季举办。

4.搭建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复恩法律开展“公益百科数据库项目”，全面梳理公益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的相关词条，从概念、法源、实践等角度对每一词条做细致解释，通过不断改进与持续维护和补充，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律师以及专家学者学习公益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公益机构实操合规等提供稳定和持续的生产内容。

复恩法律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合作伙伴和资助方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复恩法律先后与民政部慈善社工司、中国慈善联合会、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人大社建委、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法学院等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公益项目也得到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增爱公益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等的资助和帮助。为了实现“成为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的目标，复恩法律将与公益伙伴们携手同行，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