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银杏伙伴在建立紧急制氧机提供网络的过程中累积了2,000余个数据，其后与新阳光、微软等机构共享，累积数据达5,000余个。利用这些数据资源，银杏伙伴与其合作组织推出了制氧机信息平台，使制氧机的捐赠、分配更有效率、更具透明性。

三月初，武汉疫情缓和，但国际上疫情开始蔓延。银杏伙伴又组织国际志愿者将武汉救灾过程中积累的一手经验和知识编辑、翻译成八种语言与国际社会分享。最后在这次志愿活动中，银杏伙伴产生了两个商标，“武汉银杏在行动”和“银杏在行动”。

孙海燕最后反思这次救灾经验主要总结了三点。

第二，提出了基金会、公司建立紧急救灾审批流程的重要性。比如这次医疗救助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基金会、公司的内部审批流程太复杂，就会延缓款项、物资的捐助，可能会错过救灾的最佳时机。所以，基金会、公司针对紧急救灾事项，设置一个专门的、快速的审批流程是必要的。这次一家法国企业与宋庆龄基金会合作，一天的时间内捐助款项就到位了，也同时做到了合规和透明。

最后一点，透明性与效率、人力的匹配。反馈信息是必要的，但同时信息的搜集又不能占用过多的人力，造成人力资源、时间的浪费。

壹基金联合救灾湖北网络，缘起于2016年湖北省夏季抗洪救灾，成立于2018年，是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与深圳壹基金合作建立的民间救灾网络。

二是，建立武汉区和孝感区两个分仓库，分别负责鄂东和鄂西，直接将物资、蔬菜运送到县市区，减少物流中转环节，保证物资运输的及时性。

三是，透明性，救灾联合会配置全职人员和志愿者与基金会、合作伙伴对接，并且在公众号上公示物资物流、分发信息。

四是，需求导向。通过在地伙伴与相关医院沟通、制作需求物资清单、报告基金会，由基金会根据需求信息，以需求的紧迫性分等级，按需采购，确保所采购的物资是医院急需的物资。

五是，采购合法、合规，保证每笔物资都有产品合格证并提供有发票。

江叔是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道江零社区的住户，也是疫情期间为这个社区提供志愿服务的一名72岁的志愿者。以武汉封城和解封为时间节点，江叔全程参与了武汉抗疫救灾活动，为其所在社区—江零社区—提供志愿服务。

社区志愿服务琐碎但亦不乏专业性。比如，疫情期间，江叔所要处理的问题，与情绪紧张的住户沟通、进行情感疏导，联络医院、开具交通出行证明，后勤、采领工作的部署，以及自我防护以免染疫。所有这些社区志愿者的日常工作都是需要专门的志愿技能培训的。访谈过程中，江叔也说在社区志愿服务过程中他还有许多要提升的方面。

社区志愿老龄化这一现象、趋势为法律提出了一个挑战，比如志愿者权益保障。以72岁的江叔为例，虽然其全程参与了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服务，但是其仍未能登记为志愿者，也未能获得相应的人身保险。由于政策法规的漏洞，志愿服务的风险就会转嫁到志愿者身上，加重了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成本。

最后王笑哲总结到，“当我们把视野缩小到最后50米，我们可以察觉到人口结构、现行法律法规有待优化的空间，以及实际志愿工作的部署，三者间微妙互相牵制的关系”。而本项目也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复恩法律主持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尚不成熟，期待明年结项，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分享以飨读者。

刘斌首先从对“教育”的理解出发，提出疫情期间线上授课对学生的影响。教育包括“教”和“育”两个方面，“教”涉及到知识、技能的传授 ，而“育”则是心灵的发展，是教育的本质。

在“教”的方面，线上授课涉及到场景转换，教师们还不能快速转换，将线下授课内容以适合线上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是课堂的互动性的缺失，以及年龄偏小的孩子们的自律性等问题。最后一点就是，城乡网络资源的不公平。

在“育”的方面，在学校，孩子们可以有同辈的伙伴，共同解决问题、交流、相互支持，这是独自在家所缺乏的。

对于教育公益组织，刘斌将疫情的挑战分为了两个层面，一是业务层面，业务的延期、中断、变形，二是资金、团队层面，现金流的中断、原捐赠的流失、新捐赠的乏力，人员流失、远程协作和未知的应对。